我们青年人肩负着建设祖国美好未来的神圣使命，承载着红岗建设生态工业重镇的历史重任，温家宝总理曾告诫我们要“时常仰望星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没有理想主义信念作支撑，我们定会一事无成；只有现实主义作风为保障，我们才会有所成就。作为新时期的年轻人，我们在见证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艰难崛起，我们也在经历着红岗作为油都卫星城的和谐发展，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因此，我们应当树立以天下为己任、与红岗共命运的意识境界，读一读原美国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大外交》，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

    虽然现在的美国给人一种世界霸主的直觉感受，但在20世纪的上半叶，美国的自我评价和世界对美国的整体印象却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之初，美国在现实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策划下，通过打败没落帝国西班牙，作为一个二流强国登上世界舞台；理想主义代表人物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则带领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其创立国际联盟的理想征服了世界，却未能说服美国自己。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得到初步的认可，但自己却与领导世界的权力失之交臂，已经无力继续承担世界责任的英法等国以其蹩脚的实力艰难地维持凡尔赛体系下的世界旧秩序，直到纳粹分子阿道夫?希特勒粉墨登场，刚刚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被粉碎，战争非法论等理想主义成为了乌托邦的代名词。如果没有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引领美国重回世界战场，二战结果或许将会被改写，独裁专制就可能会横行全球。从维系门罗宣言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到不情愿地涉入世界局势的漩涡，再到积极打击竞争对手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美利坚合众国实现了从禁止别国干涉美国内政、涉足美洲事务到实行遏制战略保卫西方盟友、推进星球计划拖垮苏联的角色转变，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和北约、西方七国集团等影响非凡的区域组织无一不是美国人的杰作，在取得上述成绩，在冷战中不战而胜之后，美国不得不面对萧伯纳笔下的两难，即“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想，二是梦想实现”。基辛格也认为，美国的领袖总把自己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

    现在，美国人一方面以天定命运论继承者自居，认为本国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别国内政横加指责，甚至直接出兵干涉，在朝鲜半岛遭遇劲敌，在越南深陷泥潭，但在阿富汗所向披靡，在伊拉克横扫千军，美国人以其信念试图改造世界新秩序；另一方面，美国人深谙现实主义强权政治规律，大力推行四个同心圆战略，不断扩展势力范围，压缩竞争对手生存空间，提升自身地位。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习惯于现实主义作风，但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更喜欢以理想主义者标榜自居。“人权卫士”美国在2006年组建的人权理事会落选，则为美国敲起了自我反省的警钟。

    （二）

    虽然美国是国际舞台上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但世界历史的核心精华却在欧洲。从形成民族国家、追求国家利益至上到欧洲协调、均势外交，国际规则、世界文化无不凝聚着欧洲人的智慧，历史似乎还在上演着欧洲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未来的预言故事，欧盟的成功运作依然令人津津乐道。

    欧洲中世纪以后，统一观念衰微，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将国家利益至上、权力均衡原则作为其反正统的理论基础，并以此规范欧洲诸国的关系。以马基雅维利为鼻祖的国家至上论主张，为促进国家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国家利益取代盛行于宗教领域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假设国家在追求自身的私立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会有所贡献。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法国红衣大主教、首相黎塞留功不可没。据基辛格博士介绍，黎塞留是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提倡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并为了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地付诸实施；在他的倡导下，这个观念取代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成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初衷是着眼于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独霸欧洲，留给欧洲的却是一段传奇，引起后两个世纪继他而起的君主企图建立法国在欧洲霸权的野心。这些企图失败后，均势逐渐成形，并成为建构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系。

    黎塞留 “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的经典信念在铁血首相俾斯麦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俾斯麦将其演绎为“人因灵魂不朽，所以必须受上帝之审判，但国家并非不朽，因此仅能以功过论英雄”。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俾斯麦主张实力本身就可以创造正统，他相信对自身实力作正确的评估会令各国懂得自我节制，现实政治必须不受制于意识形态，须有弹性及能够善用每一个可能的选择的机会。

    基于现实的外交政策促成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统一，但德国的统一却使现实政治自食其果，造成与原意完全相反的结果，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国势与日俱增，使欧洲诸侯面临如何应对这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这个前所未有的难题。俾斯麦离职之后，强盛的德国以鹰派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两次挑起世界大战，酿成巨大的悲剧。

    （三）

    法国则在拿破仑三世的战略失误下，在色当战役中奠定了无法战胜宿敌德意志的永久败笔---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再也没有超越德国的资本，人口与国民素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日渐明显---进而失去角逐欧陆霸主的实力和信心。在基辛格笔下，拿破仑三世被描述成这样一个小丑人物：他鼓励革命却未能意识到革命可能的后果；他无法评估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此种关系实现个人长期目标；他经不起考验；他的外交政策全盘皆输，原因不在于缺乏理念，而是他无法从众多的想法中理出头绪，或分清理想与周遭现实间的关系；他一味追求虚名，从未有一贯的政策作为指引；他受制于纷乱的目标，其中有些更是相互矛盾，每当面临事业上的重大危机时，各种不同直觉反应便会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

    《大外交》对拿破仑三世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领导者的作为若只是反映本身的不安全感，或只看到危机的表象而看不出长远的大势，久而久之这种领导人是不会得到社会大众尊敬的。领导人的责任便是要对自己就局势发展的方向以及个人可如何左右这一发展作出判断，必须有信心，并据以采取行动。否则危机便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等于领导者已无法控制情势。现在看来，拿破仑三世可谓一种现代怪象的鼻祖，即某些政治人物拼命要投大众所好，到头来却惨遭民意排斥，甚至唾弃。

    法国的外交作风常令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国环境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迄今为止，法国仍难以割舍其昔日的大国情结，试图恢复其大国地位，在世界政治中时常顶撞带头大哥美国，但最终无济于事，尴尬地忝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伍之中、徘徊于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之外。